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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战争末期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如何判断国际关系

[2018-08-16 00:23:50] 来源: 编辑: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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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标题:抗日战争研究︱战争末期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如何判断国际关系
序言

太平洋战争末期的1944年7月3日,为阻止美英与重庆、重庆与中共合作,并防止美、英、苏联手对抗日本,大本

原标题:抗日战争研究︱战争末期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如何判断国际关系

序言
太平洋战争末期的1944年7月3日,为阻止美英与重庆、重庆与中共合作,并防止美、英、苏联手对抗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华作战宣传要领》。其中包含如下方针:
中共核心根据地,称“延安政权”(暂),其所统属之军队、需我讨伐者,以“匪贼”称之;“反共”“剿共”“灭共”等称谓,除不得已外,应避用之。“中共”名称亦尽量不用。
日本此前一直称中共势力为“共匪”等,而今政府却首次承认其为拥有根据地、独立的“延安政权”,而且还要求慎用“反共”“剿共”“灭共”等语。
如下文所述,把该“容共”政策或曰对中共的拉拢政策提升为国策的,是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但在政府层面推动这一政策的,则是外相重光葵。对重光而言,在中国宣传“容共”,并非单纯的宣传和谋略,而是其国际政治观和对战后亚洲局势基本判断的反映。

重光葵

陆军和政府内部在1944年下半年就“容共”问题进行的讨论,与战争末期的国共关系、日本对苏关系密切相关。那么,重光葵在思考该问题时,是如何观察和判断当时的国际关系的?该问题与在中国当地驻军进行的针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一、延安和重庆的此长彼消
得知上述宣传要领时,中国派遣军明确表示反对,称“其对中共态度乃百八十度转变,对华北军(华北方面军)之剿共方针及指导‘国民政府’工作,影响颇大”。对曾在华北开展大规模反共宣传的华北军而言,该要领意味着须改变既往政策,一变而为“容共”。华北军一直主要依靠华北特别警备队进行大规模的治安战,破坏和打击中共的秘密组织、活动,以压制中共势力在河北省活跃的游击战。故华北军反对该宣传要领实属自然。
在华北军的强烈反对下,中国派遣军经与陆军中央交涉,达成“纯为谋略行为,且非容共”的一致见解。1944年8月10日,新的《对延安政权宣传谋略实施要领》以参谋总长指示的形式再次传达给中国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新要领旨在“对中共以延安地方政权待之,政策重点专在促使延安政权取消抗战名义”;在此基础上再次传达7月3日决定内容,同时强调宣传要领之“延安政权政治上为事实上之地方独立政权,而思想上则正由共产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值得关注的是,新要领承认延安政权在政治上为“地方独立政权”,并认为其在思想上“正由共产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总之,当地驻军并没有积极实施该要领的意愿。
将上述对延安妥协的策略提升到国策层面的,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战争指导班成立于1939年,其后虽名称、组织定位有所变更,但一直是陆军及外务省与海军等协调制定重要对外政策的部门。从1944年初起,已声明转向并脱离日本共产党的锅山贞亲和佐野学开始出入战争指导班,并多次与其成员举行会谈。战争指导班对他们的中共分析颇为关注。
据说锅山还曾接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晴气庆胤大佐的指示,于1944年2月前往北京研究中共动向,两个月后提交了题为《中共的优点和弱点》的报告书。其要点是:(一)延安政权是在边境地区拥有根据地的独立政权;(二)与延安进行和平交涉值得考虑,但不能忽视莫斯科对延安政权的影响;(三)延安政权与蒋介石政权不同,十分廉正,但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等。这些分析在战争指导班内获得共鸣,从而成为制定上述《对华作战宣传要领》的基本资料。
在锅山、佐野对中共的分析中,战争指导班特别注意到,中共不仅拥有政治独立性,而且“除苏联外,美国势力也已相当程度渗入中共”,而这也是重光葵强烈意识到的事态。重光是通过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得到这些情报的。
美国势力已渗入中共这一观察,是相当准确的。美国在二战期间的中国政策,基本上是通过支援重庆政权而维持一元化的对日抗战体制、敦促建立联合政府,但国共关系十分脆弱却令其头疼不已。到1944年,美国加强了对重庆政权独裁制度、腐败现象的批判,而对延安(共产党势力)却开始予以更高评价、报以更大期待。关于同年夏天美国与中共相互接近,曾被派往延安考察中共势力现状的迪克西使团成员埃默森(John Emmerson)写到,共产党领导人在1944年11月7日为到访延安的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举行欢迎宴会,“或许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友谊的高潮,是1972年尼克松向毛泽东举杯致敬前再也未曾有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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